在今天这个“高经济增长+高通胀”的时代,建设保障房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?房子这些物化的东西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意义是避免百姓心中的那杆秤过度倾斜,更直白的说是保民生、促稳定。
2004年至2009年,我国住宅市场供给过度市场化,保障房销售面积占比明显减少,保障房投资额占商品房投资额的比例不断降低,表明保障房建设远落后于商品住宅。这也是商品住宅价格迅速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国家提出了在“十二五”期间开工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,有人认为这是“大跃进”,但另一方面,这也是因为之前我们该转弯的时候没转弯,历史欠账太多的缘故。
邓小平主推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经济30年的腾飞。当时提出的“一部分地区、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,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、其他的人,逐步达到共同富裕”,现在来看,前半句实现了,后半句还有待我们新一代人去努力实现。当时我们用“市场”取代了“计划”,改善了民生。而现在,民生问题遇到了新的障碍,我们需要重新回到“民生”这一政策之根本,尽可能实现小平同志的后半句话。
中国的房地产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从福利分房到商品房买卖,即市场化改革,1991年开始国务院先后批复了24个省市的房改总体方案,这标志着中国有了房地产行业;第二个阶段是现在,房价飞涨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均,社会矛盾日趋突出。为了改善民生、维稳,我们需要有选择地走“新加坡模式”,即大力建设保障房。“新加坡模式”的成功就在于其全世界著名的廉政制度,从而确保了保障房从建设到分配再到退出的公平、公开和公正。如果我国保障房分配遭遇分配不公,那么3600万套保障房不但解决不了民生,反而可能造成民怨。因此,笔者建议:
第一、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进行调整:由原先的“GDP为纲”转变为“民生为纲”。具体而言,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是保障房分配的公平、公正。如入住人口中有多少是公务员、有多少是低收入者等指标必须公开示众。
第二、保障房的资金难题通过进一步打开直接融资的闭门解决。物价如此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上流动的钱太多。如果能把民间资本有效地吸引到保障房建设中,就既可以解决高通胀问题,又可以解决保障房资金难问题。当然,有人会问如何吸引?这便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。民间资本主要有两大诉求:安全性+较高收益。高利贷可以满足高收益,但安全性很低;市政证券目前来看安全性较高,但收益率较低。如果我们通过税收等技术手段直接或者变相提高收益率,民间资本未必不投市政债券。
世界上最简单也是最愚蠢的政策便是一刀切。面对洪水时,比建坝抗洪更好的方法是疏导。当前,中央如何在地方财政压力与民生、社会稳定的压力中寻找平衡?是一个急需思考的问题。